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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男童离奇失踪39天被找回 家人索赔15万

作者:中华寻人网 来源:未知 日期:2010-9-23 8:37:34

中华寻人网消息:警车的门缓缓打开,何真仁压制着心中激动的情绪,疾步冲了上去,车上5岁的男童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躲在老师的身后。看着眼前整整53天未见的侄子,何真仁感觉心像被刀剜一样地疼。

车下何家一家人探着脖子,焦急地向里张望,还没有看到孩子的脸,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2010年6月7日,他们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天是小军军失而复得的日子。

4月15日,何真仁的妻子唐米姑带着侄子军军在商场中行窃,被警方处以拘留14天的行政处罚。唐米姑被押往拘留所,军军则被送到了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暂时代管,并在14天之后离奇“消失”。

孩子失踪整整39天的时间,何家人贴寻人启事、发传单、登悬赏广告,足迹几乎踏遍了京城的各个角落,遭遇过处心积虑的骗子,也得到了很多好心人无私的帮助。

39天,人间冷暖尝尽,何家人终于找回了孩子。

“叔叔”,30多分钟后,军军突然开口叫了一声,何真仁一颤,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当一切归于平静,孩子的父亲何新仁一纸诉状将警方和太阳村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5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孩子为什么会丢?我要讨个说法。”何新仁说。

2010年4月29日晚9点,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楼道里鸦雀无声,所有的孩子都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小床上。老师巡视了一圈,关灯走出了房间,5岁的军军就躺在最靠窗的小床上。

截止到午夜12点之前,军军已经离开亲人,住进太阳村整整14天,明天他就能回到叔叔婶婶的身边了。

14天前,他的婶婶因为盗窃而被行政拘留,他被送到了这个专门收留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机构太阳村。

夜色由浅及深,又慢慢淡了下来,清晨6点整,狂风渐歇,太阳村外仍然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黄沙,不知什么时候,靠窗的小床上少了一个孩子。

第二天,被释放的婶婶没有见到孩子。5月4日,警方正式证实,“军军于5日前在太阳村失踪,至今尚未找到……”

孩子为何来到太阳村,这个5岁的孩子又到底去了哪里?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何新仁的记忆里,儿子军军就是那个虎头虎脑的小婴儿,“把他放在床上,他自己就张牙舞爪的,小脚‘当当’地踢床板,一天都不嫌累。”

何新仁曾经是湖南的一位初中语文教师,几年前辞掉稳定的工作,下海经商,可却一直不顺。2005年军军出生,为了儿子长大后不会被别人瞧不起,已经30多岁的何新仁决定再闯一把。

他把儿子托付给弟弟何真仁抚养,自己则和妻子外出打工。“我们也很疼孩子,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没有钱,还硬带着孩子,对他来说也不公平。”

何真仁今年30多岁,虽然比哥哥小两岁,出来闯荡却有将近20个年头了,混得比哥哥好一些。15岁那年,何真仁离开家乡,曾经在建筑工地打过零工,在云南弹过棉花,之后便一直开车,湖南、广东换了好几个地方。

何真仁有两个孩子,都被他放在老家上小学。他至今还记得,侄子军军初次来到家里的时候才刚刚断奶。

一晃四年过去了,只有小军军跟着叔叔婶婶走南闯北。在何真仁的心中,侄子军军无异于亲生子女。

2010年年初,何真仁听说北京的黑车生意很赚钱,3月份,他带着妻子唐米姑和侄子军军从湖南来到了北京。白天何真仁在外打工赚钱,小军军就跟着婶婶。

2010年4月15日,何真仁外出工作,唐米姑带着侄子军军在逛商场时,因盗窃一条裙子和两盒牛肉被警方处以14天的行政拘留处罚。唐米姑由于害怕丈夫责骂,不愿提供暂住地地址,民警将军军送进了位于顺义区的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暂时看管。

两天之后,何真仁收到了看守所内妻子托人捎来的消息,说她在看守所内一切都好,不久就可以回家了。捎话的人没说清楚,何真仁误以为孩子和妻子在一起,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4月30日,唐米姑被释放,却没有在看守所外见到军军;5月2日、3日,夫妇俩多次来到派出所,仍然不见孩子;一种不祥的预感逐渐在心中萦绕,但是他们始终不敢相信孩子已经丢了。

5月4日,警方正式证实,“军军于5日前在太阳村失踪,至今尚未找到。”突如其来的噩耗仿佛一层阴云笼罩在了何家人的上空,孩子的父母接到通知后立刻辞去手中的工作,来到北京与弟弟、弟媳一同寻子。

5月5日,军军离开亲人身边第20天。

从太阳村出发,何真仁和妻子各抱着一摞A3纸大小的寻人启事,沿街张贴。住宅楼、菜市场,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贴上几张。大部分的路人都低着头匆匆走过,没一会孩子的照片就被其他广告覆盖了。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何真仁夫妇又尝试着发放印有寻人启事的传单。“只要亲手把材料交到他们手中,人们一般都会扫一眼,这就够了。”何真仁坚信只要有更多的人看到孩子照片,总会有消息的。

一些过路人好心相劝:“没用的,你们不要在这里发了。”但是何真仁听不进去,仍旧梗着脖子,默默地发送。

5月7日下午,军军的父母何新仁夫妇坐火车赶到了北京,四个人开始了漫长无期的寻子之途。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抱着一摞一摞的寻人启事坐车出发,一直贴到晚上11点多,再搭乘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住宿地,日复一日,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回想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何真仁不敢和哥哥说话,看着沉默的哥哥和嫂嫂,何真仁和妻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每天我们四个人醒着的时候就在发寻人启事,从顺义发到朝阳,几天下来,浑身无力、脑袋发沉,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何真仁说。

最开始想到登悬赏广告还是过路人提醒。5月7日,何真仁拨打114,查到了十余家报社、杂志社的电话号码,然后挨家奔走。

第一期的广告时间为7天,内容非常简单——

“兹有我家孩子军军,男,五岁,身高一米左右,脸型瘦,尖下巴,单眼皮,文静,少语。湖南家乡口音,会说少量普通话。于四月三十日凌晨在北京顺义区板桥村走失。孩子身着灰色棉衣……”

广告左上角附上一张孩子的照片,悬赏金额为6万元。这些钱是何新仁家里全部的积蓄。

广告一经登出,立刻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给何真仁打电话,提供关于孩子的信息。

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让何家人重新燃起了希望,每次只要一接到电话,无论多远他们都会立刻赶过去。

朝阳、顺义、海淀、门头沟,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北京城。

但是几次下来都是空欢喜一场,希望过后紧跟着的是更大的失望。

5月中旬的一天,何真仁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发信人自称其姐姐日前领养了一个男孩,与报纸上军军的照片极为相似,让何真仁次日带着钱来旧宫医院门前认孩子。接到信息后何家人兴奋了整整一晚。

次日清晨,何真仁同哥哥何新仁以及太阳村的两位工作人员一同开车前往旧宫。到了约定地点之后,何真仁又接到了另一条“指示”,命令他独自一人坐车到另一地点“验收”孩子,其他人在医院附近的农业银行待命,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何真仁虽然觉得奇怪,仍然照做,但是对方接下来的要求更加诡异。何真仁刚坐上计程车,对方又打来电话,并以“如果不照做就永远也别想再找到孩子”相威胁,不许他挂电话。

何真仁不敢贸然行动,举着电话,按照对方的指示行驶,车子最终在一片住宅楼前停了下来。何真仁走下车,孩子近在咫尺,他的心跳也跟着逐渐加剧,就在寻子征途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步,电话那端突然一片寂静,对方挂断了。

一瞬间,何真仁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再打过去时,对方已经关机。

事后哥哥告诉他,就在他举着电话坐在出租车里的时候,太阳村的工作人员也接到了对方盗用何真仁的号码打来的电话,声称孩子已经领走,立刻付钱,太阳村的工作人员没有相信。

真相大白,对方很显然是一个诈骗团伙,听着哥哥的描述,何真仁站在住宅楼下,愣愣地盯着手机发呆,久久不能回神:“孩子,你到底在哪里?”

自此之后,何家人又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骗子,有的人说孩子在门头沟,有的人说孩子在霸州,每个人的骗术都不一样,编造的谎言环环相扣,甚至找不出什么问题。

“骗一个人都像编一个剧本一样。”回忆起一次次与骗子周旋的经历,何真仁无限感慨。

渐渐地他们的防备心也增强了,“但是即便知道对方是骗子,也一定要试一试”。每一次从满怀希望到跌落谷底,一家人互相安慰着,继续前行,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

一路陪伴他们的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好心人,“虽然遇到了很多骗子,但是更多的还是好人”。对这一点何家人坚信不疑。

5月9日,何真仁接到了一个送货司机的电话,称几天前在中关村一桥见过一个孩子很像报纸上军军的照片。

据该男子说,那天他送货经过中关村一桥,一个孩子迎面走来,那个孩子一直看着他,两人错身走过之后,还几次回过头来看,当时他觉得奇怪,便也多看了几眼,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为了帮助何真仁更好地确定孩子当时的位置,该男子还特地回到中关村,现场指认。

何真仁找来顺义刑侦支队的民警,调取该男子指认地点附近的监控录像。虽然这条线索最后由于监控器损坏而无法确认,但是何真仁仍然心存感激。

除此之外,还有北海公园的大姐、邮政储蓄所的年轻人等等,他们之中有公司里的普通职员,也有大饭店里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很多人看到何真仁在报纸上登的寻人启事之后,向单位请了假亲自带着他们回到原地点寻找孩子,并不断地鼓励他。

将近6月,雨水增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每晚何真仁只要往床上一躺,就仿佛又看见小军军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身影。

每到这时他都忍不住想:“孩子在外面怎么样了,是不是被叫花子、人贩子骗走了,还是被车撞了?”然后眼前不断浮现出孩子断手断脚的样子,他甩甩头,强迫自己不去想。

每次在路上看见跪在地上乞讨的孩子,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站立很久,“看着这些孩子,就想起军军,心里空落落的”。有时候他也会一个人跑到北京站、西客站等人流集中的地方查看,晚上经常是夜不能寐。

太阳村的工作人员说,通过现场种种迹象推断,孩子是被外人抱走的;孩子的父亲却一口咬定,孩子肯定是自己跑出去的。

“我们希望孩子是自己跑出去的,那样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如果是被别人抱走的,就真的凶多吉少了。”哥哥的心思,何真仁全明白。

6月7日,孩子失踪整整39天,就在何真仁和妻子已经做好了负罪一辈子的准备时,奇迹发生了。

2010年6月7日晚11点,一个自称顺义刑侦支队的民警给何真仁打电话:“孩子已经找到,请家属于第二天早上8点到分局门口接孩子。”

太多的大喜大悲过后,希望真正降临,却显得不那么真实了。电话是免提接听的,对方挂断后,屋子里四个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

经过多次询问,何真仁从板桥派出所民警那里确认,信息来源属实。事实上孩子在走失后的几个小时内就被顺义分局的两位民警发现,并送往另一处儿童救济中心照顾。

夜里12点,通知完家乡的亲属之后,小屋子里重又恢复了平静。何真仁、何新仁夫妇压抑着心中激动的情绪,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湖南、北京,相隔千里的一家人,一夜未眠。

39天,尝尽人间冷暖,何家人终于找回了孩子。

据孩子回忆,当天晚上他是从太阳村大铁门下面的空当处钻出去的,他想回家……

一切归于平静,事后何真仁说,其实他们和太阳村早在5月中旬的时候就因为寻找孩子的方式及过错归属等问题意见不合而闹翻。

2010年6月,军军重新回到家人身边,孩子的父亲何新仁一纸诉状,将警方和太阳村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5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何新仁的代理律师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盖铁猛认为,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管理松懈、安保设施不齐全是导致孩子丢失的直接原因,“围墙低矮、外来志愿者可以随便出入”。

“而警方的过错就在于,他们在有能力查明军军其他监护人住址的情况下,未予查明,而是将孩子送到了安全性、完善性都明显不合格的太阳村代为照顾,最终导致孩子丢失。”盖铁猛认为,“对于军军的丢失,警方和太阳村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面对孩子家长的指责,太阳村也很无奈。

在太阳村一方看来,“接收孩子军军完全属于善意之举”。

太阳村,作为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机构,创始人的本意是义务帮助服刑人员照料他们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学习,保障这些孩子们的权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这种方式让在押父母安心服刑。

据太阳村一方的代理律师介绍,“在接收军军之前,太阳村审查过了护送警方递交的介绍信和工作记录等文件,确定孩子当时正处于无人看护的状态”。

“在那种情况下,假如孩子流失到社会上,必然将会面临难以预想的危害。”太阳村一方认为,“原本是为了孩子着想才同意接收军军,没想到却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们对军军的看护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军军是趁管理人员不备的情况下走失的。太阳村毕竟不是监狱,总不能拿像看管犯人一样对待军军。”太阳村的代理律师辩解。

警方也觉得自己很冤枉,据其相关人员称,“民警原本也试图联系军军的其他监护人,是唐米姑自己拒不提供相关地址”。无奈之下,民警才将军军送到了位于顺义区的太阳村临时代为照顾,“这本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行为”。

警方和太阳村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那么,“究竟谁应该对孩子的丢失负责?”面对孩子叔叔何真仁的询问,没有人能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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